阎锡山的疑心不像冯玉祥那样重，事务说交出去也就交出去了，但他仍不肯离开自己盘踞长达二十年的老巢。他打算继续指挥晋军固守娘子关，到实在守不住时，就退陕西、走宁夏。
就算老阎仍有“能耐风霜不畏寒”的精神头，他的军队能不能做到还是两回事。晋军士兵都舒服惯了，中原大战中远征河南、山东已令他们叫苦不迭，再要背井离乡、千里裹粮，事实上绝不可能。况且西北又以贫困著称，西北军这次之所以会在大战末期崩溃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害怕重回陕甘。
与此同时，阎锡山在太原民间的支持率也在下降。虽然地面尚无兵火，但中央军飞机的轰炸已经让老百姓感受到了恐惧——其中有两次轰炸都伤到了人。大家都希望阎锡山早日离开太原，以免民众遭受池鱼之殃。
内外夹攻之下，阎锡山终于坚持不住了。某天一大早，他把徐永昌叫过去，对他说：“看来我是非走不可，否则无办法。”随即又问徐永昌，对应付眼前局面有何办法。
这时候的张学良已在沈阳正式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，并在南京与蒋介石会晤。会晤时，蒋介石再次宣布将黄河以北的事务全部交给张学良料理，蒋、张关系由此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。
张学良声称会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华北问题。徐永昌据此判断，山西方面即便无法与张学良进行合作，但对方也不会骤然对山西动用刀兵。
万一东北军真的打山西怎么办？徐永昌过去有与张学良作战的经验，他认为张的部队不足虑，亦不足畏。
阎锡山不能说徐永昌的主张没有道理。不过他还是建议向蒋介石和张学良同时派去代表，或至少向南京派去代表，“这是万不可少的做法”。
徐永昌却哪边都不肯派代表，认为既然已经打了败仗，再派代表很丢脸，而且也不知道该让代表说什么。
阎锡山见徐永昌连南京都不愿派去代表，顿时就急了，说：“是不是你不想应付这一局面？”
为了说服徐永昌，他特地引述了一段周文王遭难脱险的典故：“文王拘于羑里，是用策略脱身的，你最小限度也应当有个策略以保残局。我看你最好还是向双方派代表，如果能派不派，能做不做，简直是要坐待其坏。”
徐永昌听完后仍然不以为然，阎锡山为此愁眉不展。两人对坐良久，都说不出话来。
其实时局恰如徐永昌所分析的，蒋军不会过黄河，张学良又一意取巧，如果阎锡山派去代表，反而可能正中张学良的下怀，他又可以像耍薛笃弼、贾景德那样把山西耍得团团转了。倒是徐永昌的不卑不亢让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感到难办，生怕将山西逼得过急，从而骤生剧变，在华北引起连锁反应。
一番商议后，蒋、张提出了新的和平条件，表示只要阎锡山下野，山西全省可以保全，对山西军队也不会进行分割。
山西和晋军都是阎锡山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，他当然求之不得。于是阎锡山立即正式给蒋介石发出电报，承诺会于12月1日经石家庄赴津，然后乘轮船出国。这一行止路线与日期也同时电告驻北平的张学良。
此时汪精卫、陈公博等人还在太原开约法会议，并且已经完成了约法草案。10月27日，扩大会议在太原召开最后一次会议，通过了约法和宣言。次日，该约法和宣言即以扩大会议的名义予以发表。
在宣言中，汪精卫指责蒋介石歪曲了孙中山以党治国之义，假党治以行个人独裁，结果“人民呻吟憔悴于虐政之下，而国家分崩离析之祸，遂再见于今”。
给蒋介石戴的这些帽子中，起码个人独裁是不冤枉的，那所谓的“削藩策”可不就是封建帝王们曾搞过的吗？在汪精卫等人看来，制定约法就是为了以民主的精神来限制蒋介石的专制。可问题是到了这种境地，又靠谁来执行和监督约法呢？
随着山西代表络绎前往北平，太原显然已非政客们的久留之地。汪精卫决定将扩大会议移至天津，在他们离晋之前，阎锡山专门从山西省银行拨出纸币一百万元，作为扩大会议移津后的秘密活动经费。
阎锡山所表现出的难得的慷慨大方，更加重了人们离别时的感伤。继冯玉祥之后，汪精卫亦在“晋祠周柏”上题诗，只不过情绪已大为低落：“枕流端为听寒泉，别有虬枝接上天。此树得毋通卧佛，沉沉一睡二千年。”
11月1日，汪精卫等人改装易服，星夜潜离太原，经大同、北平转赴天津。途经雁门关时，面对古长城的残垣废墟，汪精卫感慨万千，遂赋诗一首：“一抹残阳万里城，更无木叶作秋声。谁知猎猎西风里，鸿雁南来我北行。”
汪精卫终究没有能够逃过历次和蒋斗法无一得胜的厄运，也没有从一落败就暂时丧失斗志的规律中摆脱出来。他在天津发表宣言，声称“愿作在野派”。陈公博对此表示反对，反对的理由也很充足：以中国的现状，南京怎么可能容纳在野派？
报纸上很快就登出了汪、陈破裂的电讯。陈公博随即离开天津，奔赴香港。陈公博前脚一走，汪精卫便按照党外无党、党内无派的原则，在天津发表声明，宣布解散改组派，之后他便乘船经长崎转赴香港。
至此，喧闹一时的扩大会议也随着中原大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。呈现在旅人们眼前的依旧是茫茫黑夜、滚滚波涛，依旧是古老磨盘上周而复始的一个又一个轮回。